《説文解字》：“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有一把戒尺。它界定着我们内心的道德底线，内蕴着我们的德性修养，促进了我们的个性养成。
“戒”是会意字，甲骨文的“戒”，形似双手执戈，寓意对意外事故的警戒。《说文解字》释曰：“警也”“以戒不虞”，可见其本义为防备、警惕，引申为警告、告诫，后又引申为防止、小心、严禁。
中国人自上古时期就有了浓厚的戒惧意识，认为一个人须始终保持清醒，有所敬畏，守住道德底线。如《尚书·大禹谟》云：“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诗经·小雅·小旻》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种警惕心与恐惧感一方面来自当时人们对大自然认知的不足，一方面则出于对人性易受欲望牵引的洞悉。
《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意思是说，君子在不被人看见时也要警惕小心，在不被人听闻时也要谨慎敬畏。后人将这句话提炼为“戒慎恐惧”，作为君子的一种修养工夫。明代王阳明更是把“戒惧”与“慎独”统一起来，当作“致良知”的工夫，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观照内心，戒惧谨慎，一旦丢失了戒惧之心，人就容易心生恶念，流于昏聩，进而丧失本性。一个人只有心存戒慎，才能行所当行、止所当止。
东汉的杨震在做荆州刺史时，因赏识王密的才学，便举荐他为昌邑县令。有一次，杨震出差路过昌邑（今属山东潍坊），王密将其迎至家中相聚。深夜，王密从屋里取出一些黄金，要赠予杨震，以报知遇之恩。杨震严肃地说：“我之所以举荐你，是看重你的才华和能力，希望你能够为百姓谋福祉，而不是图你的回报。”王密劝道：“这都三更半夜了，我送您这点薄礼，旁人不会知道的。您就放心收了吧！”杨震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举头三尺有神明，难道没有他人知道，我们就要昧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吗？”王密听罢，非常羞愧，连忙收起黄金，向杨震道歉。
杨震作为一个有德性的君子，在没有成文戒规制约与他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够守住自己心中的底线，面对钱财诱惑岿然不动，无愧于心。这是比他律更高一级的自律自戒。
我们知道，自由与规则往往是相辅而行的，要想有所得，就要有所戒。这是一个困苦艰辛的自我约束过程，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意志强化过程，更是一个坎坷曲折的人格塑造过程。
春秋五霸中的楚庄王，在戒与得之间有着自己的思考与践履。有一次，楚国令尹子佩想邀请楚庄王参加一个宴会，楚庄王欣然应允。但宴会开始后，楚庄王却迟迟没有露面，使得场面十分尴尬。第二天，子佩问楚庄王为何没有出席宴会。楚庄王说：“我虽然当时答应了，但后来听说，你设宴的地方是强台，那个地方风景如画，有如仙境，不管是谁去了，都会流连忘返。像我这样德性浅陋的人，如若赴宴，怕会迷失在那儿，纵情声色而耽误国事，所以我就克制住了自己，没去赴宴。”楚庄王就是凭着这种自律精神与戒惕意识，最终“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成就了霸业。
儒、释、道三家都有各自的“戒”。佛家讲“戒、定、慧”。道家说“知足者富”“知止不殆”，一个人如果能够知足，就可以节制欲望、戒断贪婪；一个人如果能够知止，就可以明确底线、警惕未然。究其实质，佛道两家强调的都是对自身欲望的控制。而儒家的戒律是依靠具有弹性的“礼”来生效的，正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所说的“三戒”——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得，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普遍适用性。“戒色”要求年轻人克服物质色欲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戒斗”要求中年人矫正焦躁鲁莽的心态，加强协作精神；“戒得”要求老年人摆脱骄傲自满的情绪，更好地回馈社会。这里的“戒”，不同于佛教的“四大皆空”，它提醒我们用一种觉知力去把控自己的欲望，不让邪欲牵引己心。这是君子修身中的必修课，即要懂得“正己”“克己”，善于控制、收束。
只有心有所戒、心有所畏，才能言有分寸、行有所止。我们只有具备了强大的意志力量、坚定的道德立场以及恒久的敬畏精神，方能更好地践行“守规矩、重戒行”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
（《中国字 中国人》编委会 编著）
内容来源：第六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读物《中国字 中国人》（山东友谊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