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产生留守儿童，全世界如此。但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复杂。农民工融入之难，造就其家庭分割之剧，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无论是3年前父母一方或同时外出的万，还是民政部等部门最近公布的父母皆外出的万，都是巨大的数字。如此众多的留守儿童在家庭关爱缺失中成长，这是社会之痛。
如果说当年农村父母与孩子分离，是生计所迫，社会和个人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我们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政府财政和家庭财产都已迈过拐点，这个正当性正在削弱。儿童保护权已应超越经济发展权。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高规格的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可以预见的是，留守儿童问题正迎来拐点。此时，一方面路径渐显，可以回望；另一方面面临攻坚，急需推力。今年3月起，本报派出多路记者，历时半年，采写了这组全景报道。希望给这个世界级现象留下一个记录，也希望它能有助于国家顶层设计得到有效落实。
留守一代
寄宿青春
女童之痛
文明标尺
社会之痛
蒋能杰家的黄色小楼，矗立在村头。这栋“名声在外”的小楼，一层是小卖部，二层的一间则是汇集了各方捐赠的图书室。如今这里成了村里孩子新的聚集中心。
这栋黄色小楼也是他的影像工作室。为了不让更多孩子重蹈自己复辙，大学毕业后，蒋成了一位独立制片人，自费拍摄留守儿童题材纪录片。
蒋能杰和他的助手是村里少见的青壮年。村子比蒋能杰小时候更空了，村里个孩子中就有8个是留守儿童。蒋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员，他上小学4年级时，妈妈南下打工，年后，爸爸也去了广东，当了一名建筑工人。
年，蒋能杰出生的前一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松开了农民进城务工的口子。第二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一下子突破了万，比改革开放初期高出倍。也是在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年的3亿多吨，增长到了4亿多吨，建国以来首次出现粮食过剩的供求波动。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当年出台进城松动政策的一个大背景。
年代初，进城风吹到了蒋能杰所在的湘桂交界的小村。蒋能杰的父亲记得，年前后，村子出去打工的人开始增多，到年，蒋能杰的母亲也南下到广州的一间玩具厂工作。
农民向城市迁徙，产生留守儿童，各国如此，“但中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差异是户籍制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Rana Flowers曾对记者说，这让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和复杂。
中国的城市户口附着了住房、医疗和教育等诸多社会权益，不是城里人就会遇到种种限制，让你呆不住留不下，尤其是孩子入学，成了城市控人的重要手段。因此，分居城乡成了许多打工家庭的无奈选择，也由此诞生了无数骨肉分离的痛苦记忆。
网上曾流传一篇讲述留守经历的万字长帖，迄今已收获了多个点赞：
留守史
年7月的一天，一个匿名网友在知名网站知乎发起了一个提问：“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后是个什么状态?“到现在，帖子下已盖起来了页高楼，多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知乎跟帖中许多人都是成年后才知道自己曾是留守儿童。这种自省是隐秘而迟到的，在现实生活中，留守儿童身份认知常被当事人本能抗拒。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曾组织学生进行过返乡调查， 有个同学家访一个留守家庭时发现一个细节，孩子在学校发放的信息表“是否是留守儿童”一栏，写的是“否”，“小心翼翼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填，不等我说完，他就立刻把话头叉开了。”
当事人的刻意隐藏让许多观察者产生了迷惑。年冬春，报告文学作家关军受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委托，住到甘肃一所九年制乡村学校采访了三个月。刚接触到基层教育工作者，他听到是却是“留守儿童并不是个严重问题。”
新旧两任校长都认为，当地家长大多不关心孩子的学业，甚至有打骂孩子的恶习，“这样的家长留在家里又有什么温暖？”而隔辈抚养总归要温和得多，哪个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他们认为“很难说”。
“难道这只是社会精英们的臆想，被人为夸大了吗？”关军一度对自己此行的意义也产生了怀疑。
实际上，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全社会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并呈现了精英先导的鲜明特征。
最早的关注来自学界，但这个问题只做为一个概念讨论，政府没有介入，媒体也少有报道。
转折出现在年。这年5月，教育部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次年5月全国妇联又在郑州召开“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支援行动研讨会”。
年是个重要年份。在这一年全国两会上，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成长保障制度的提案》。同年秋天，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全国妇联等个部委共同组成了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
年，“留守儿童”字眼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自年开始，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农村留守群体的保障问题都成为固定的内容。
“至于‘知乎高楼’式的倾诉，应当被看作是一种集体自省。”陈然说，除了相互身份认同，他们在对待自己后代问题上也表达了格外一致的警醒：
“以后我们有小孩儿了绝对要带在自己身边，就算再累也得带着。”
“如果没有经济条件，我不会把孩子生下来。”
“我不会生孩子了，女，岁。”
综合征
在农村，儿童留守最常见的形式是隔代抚养，据民政部最新的调查，（外）祖父母陪伴占到%。
6岁的李雪刚上小学时，父母就外出打工，她像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描述了自己的留守经历：
五年级时，李雪从爷爷家辗转到了姥姥家。姥姥姥爷身体稍好些，于是两个老人就带着九个孩子生活。因为是“外孙女”，“姥姥姥爷并不怎么欢迎我，因为要去吃他们的住他们的。”
“父母，尤其是母亲的陪伴，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张旭东说：“可惜大多数农村父母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年，张旭东所在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报告》，调查数据显示，相比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几率更高，心理问题相对更多。
在第一代留守儿童的自我描述中，他们既自卑，又极其自尊。一条知乎跟帖写道：“受不了任何人瞧不起我，不管是真瞧不起我，还是我认为的瞧不起我……不让任何人介入我的生活决定，除了自己所有人都觉得靠不住。”
对环境的不信任，让一些人沉沦，也刺激一些人奋起。那时候艾琳每天睡四个小时。“可能很多人也很拼，但我是敢说，我比身边的同学还拼很多，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我这样疯狂。” 艾琳说，其实动力也很特别，就是高二时特别希望能摆脱现有的家庭环境，“我一度是因为恨而不是爱而努力的。”
“在留守儿童中不乏后来打拼出来的成功者，因为他们知道无人可依靠，更早懂得自立自强。” 一位心理专家说：“但是这种刻苦努力下面，也埋藏着过度敏感偏激的心理隐患。”
情感障碍是留守儿童成年后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也是他们夜半倾诉的主题之一。
“我名下有两套别墅，开着宝马。然而因为宅及性格问题，一直没女朋友。 留守儿童很难有朋友跟女朋友的。因为太需要别人的肯定了，不管友情还是爱情都会用力过猛。”
“大部分时间都是单身，短暂的几个男友都是自己提出分手，因为想要避免被抛弃，就先去抛弃别人。”
“不敢奢望爱情，像顾城的诗——’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
岁的爷爷给霞妹和上小学的弟弟做了六年的饭。霞妹终于上了初中，她学习优秀，墙上钉着好几个奖状。霞妹的父母常年在新疆打工，只有过年时一家人才能团聚。刘飞越摄
春节，山村里两辈、四位老人迎来两个回乡的孙女。孙女们虽在村里长大，现已走出大山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大孙女已经成家立业，这次带着老公和孩子回家过年。刘飞越摄
村子里的小学下午放学，几位老人带着各自的孙子、孙女往家走。孩子们的父母都在北京、天津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孩子们常年由老人们看管。这些孩子都是祖国的未来。刘飞越摄
富士康连跳
年3月的一个上午，岁的田玉从富士康龙华宿舍的四楼跳下，当时她刚来富士康1个多月。昏迷了天后，她醒了，发现自己左腰部以下瘫痪。
作为苹果的代工厂，富士康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标杆，而“连跳事件”更让这个大陆最大出口企业在中国经济起飞史上，留下沉重一笔。年一年里，有名工人试图在富士康厂区自杀，人死亡，4人幸存但重伤。逝去的生命十分年轻，定格在岁到岁。
富士康严苛的工作环境和军事化管理首先被归因。蒋能杰的助手王明飞曾在富士康打工，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说：“工作的地方，就是一个流水线。大家穿着防尘服，只露出两个眼睛。我们不能说话，对着面，上了一个月，不知道你是谁。很恐怖。” 王明飞很郁闷：“下班时候，出厂门黑压压一片。宿舍分两班，即使休息时，也很难和别人说上话。这样生活。没病也会憋出病来。”
基于多份调查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建华和清华大学的黄斌欢发现：“相比同龄非留守群体，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难适应高强度和高重复性的简单劳动。”
年出生的王明飞，从记事起父母就在外面打工，据他的观察，工友许多跟他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到城市里很不适应。“有的靠喝点酒、唱歌排解压力。有的就谈恋爱。那种环境下，有爱情滋润还好一点，万一感情出了问题，那想不通。”
田玉也是一名曾经的留守儿童，在湖北农村由祖母抚养长大。在苏醒过后，她对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讲述了跳楼的缘由：由于曾调换过厂区，工资卡交接出现问题，她未能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在往返交涉后，工资仍没有着落，那时她用完了带到深圳的钱，手机又坏了，无法跟深圳的表姐联系。
“我很绝望，脑袋一片空白。”这是她跳楼前的心情。
“田玉麻烦并不大，如果有一点外界帮助，也不至于走上绝路。” 潘毅说：“可是在最焦虑时候，她却没找到任何支持。”
不仅如此，跟父母的感情隔膜，许多人以后还会扩大为对周围所有人的隔膜，从而对外界关上心门。在张旭东等学者对留守儿童的调查中，有%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是自己。他们最有可能成为富士康悲剧的当事者。
迈过拐点
在知乎上，大多数讲述者最终表达了与父母的和解。尤其是自己成为父母后，第一代留守儿童在理智上理解了父母当年的选择。
然而，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怎样对待留守问题，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反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前常务副院长陆士桢分析说：“体现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尤其是留守儿童恶性事件近年成爆发之势。”
年6月9日，贵州毕节一个家庭的4个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 孩子中最大的哥哥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一时间，举世震惊。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林依帆透露，这个事件直接推动了国务院高规格文件的加快出台。
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史无前例的高规格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陆士桢说，目前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需要做的是让它能落地。具体地说，主要就是建构留守儿童救助和保障机制，重点确保资金投入；完善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监护监督运作力度；全社会多方合作，让留守儿童的关爱扶助制度化。
年底，蒋能杰拍完第三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初三》后，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拍摄这个题材。
因为影片中讲到过上学交通不便，湖南卫视甚至给村里赠了一辆校车。但是当地政府却无法负担校车司机和汽油开支。 “作为一个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力量渺小。” 蒋能杰当时说，也许今后拍摄的纪录片会跟商业跟体制靠拢。
然而才过了一年，蒋能杰又掉头回来拍摄一部留守儿童题材的剧情片。这一年关于留守儿童发生了许多事情，有好的，有坏的。敏感的他感觉到，也许一个向好的拐点真地快来了。他决定还是要做点什么，让他的儿子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
年2月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孩子们在吃饭。她们的父母大部分都常年在外打工。中国青年报o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撤点并校
没有准备好的不仅仅是8岁的林婉莹，还有学校，甚至国家。
林婉莹来到镇上新小学时，学校在小卖部边上临时弄了两个房间，连厕所都没有。等到后来寄宿的学生更多了，学校才想法修了个院子。有的寝室能摆十个上下铺。学校伙食不太好，卫生也不太好，很多女生一星期洗一次头，头上长了虱子。
据统计，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寄宿生，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初中生的寄宿率达到%。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调研中观察到，多数学校的“条件特别好，钱用不完”，有的中学条件甚至堪比大学。
但是部分地区的学校硬件提升仍有空间。近两成（%）留守儿童表示不能保证一人一床。
自年以来，国家对农村学校在寄宿上实行全免费或给予寄宿生生活费补助，使得寄宿对一般家庭不构成经济负担。
国家规定小学每名学生、初中每百名学生应配备一名生活老师，而河北某地的调查结果是1∶，部分地区是1∶。
很多宿舍没有窗帘和储物柜；食堂的饭菜谈不上有营养，比起蛋奶，孩子们更爱吃辣条、方便面这些富含添加剂的零食；许多宿舍的厕所用不了，也没有热水。有老师形象地总结：“闻味道就知道哪个是寄宿生。”
住校生“职业病”突出，得4种病的比例高：皮肤病、蛀牙、中耳炎、扁桃体炎——前两种病是因为卫生条件跟不上，后两种病则源自孩子们有个感冒发烧的都会硬扛过去。
郭磊也是一名留守儿童。他说，小到大，父母给他买过一个短袖，十几块钱，还小，买过一个毛衣，元。
初一到镇里读中学。寄宿的一个寝室三四十人，上下铺连着一块。两个人一个床，一个人有病也会传染给你，特别是皮肤病。冬天特别冷，洗头有凉水。洗澡，就是站外面洗。高中时，他一天背好几遍《我为什么能考上北大》，鼓励自己。
多年的寄宿让他和父母的感情很淡。小学6年级第一次去父母打工的深圳，感觉陌生。他从来没让妈妈洗过内衣，不好意思。上大学有一次又去父母那儿，爸爸喝醉了，和他一起睡，他感到很不自在。
心理盲区
阳光不好，屋子很潮，没有桌椅，床板吱吱呀呀地叫，宿舍门不太好，柜子门坏了也没人修。有一次林婉莹的宿舍灯泡坏了，孩子们不知道去哪儿报修。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期开学时，一整个楼层的女孩子都在哭。
叶敬忠提到，寄宿让留守儿童和家庭造成了二次分离，原本父母外出的他们还有机会在爷爷奶奶怀中撒娇，但是因为寄宿，这样的温情时刻也被寄宿生活化解于无形。
专家指出 “父母撩拨效应”这一说法。父母与孩子的每一次见面或联系，都是在唤起孩子的希望，但每次又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满足。
一个叫小浩的9岁男孩，父母均在内蒙古打工。当老师在讲解“九月九”节日由来的时候，小浩突然哭了，他说，父母来电话说，八月十五不能回家团聚了。
毕节四兄妹自杀事件里，长兄岁的张启刚给人们留下了一封遗书：“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张启刚的绝望并非孤例。甚至有的“撩拨”、“好意”成了压死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年1月日，新京报曾报道，安徽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小闯在接到妈妈电话后，在厕所房梁上自缢身亡。他妈妈在电话中说，“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八年级现象”、“初二现象”也成为很多留守儿童绕不过去的问题。厌学叛逆的青春期叠加留守使得“八年级现象”更为明显。
当孩子对学习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用恋爱填充单调的寄宿生活，甚至小学生也在“恋爱”。
林婉莹的初恋也在初二时到来。她觉得父母“迂腐、不懂我”，很少跟父母谈深层次的问题。与父母通话已变成她每周一次的“任务”。她最常听到父母说的就是 “少用点钱”。
在她心中，自己的朋友、男友比父母更亲。即便 “男朋友”只是一个互发短信、害羞地不跟对方当面多说话的同班同学。
年2月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两名孩子在吃饭。中国青年报o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年2月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几名孩子在宿舍。中国青年报o中青在线记者-赵迪摄
年2月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两名女孩儿在下棋。中国青年报o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年2月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托管班中，孩子们在看电视，他们的家长大都在外打工。每天从学校放学后，他们就会来到托管班做作业、吃饭和休息。通常一星期或者一个月由爷爷奶奶接回家一次。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年9月9日中午，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羊场镇羊场小学三年级（2）班，孩子们在排队打饭。该班级是学校里留守儿童人数较多之一的班级，多名学生中接近名为留守儿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婷舒
贵州毕节东北部的八寨镇泥树小学。中午点午饭时间，孩子们拿着从家里带来的铁皮碗到陶老师家打饭，一份土豆一份酸菜汤。由于交通不便利,陶老师夫妇只能走上一个小时的山路，去6公里外的镇上买菜。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摄
青春烦恼
初中来到市里，林婉莹这时才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不是所有人都没有父母在身边”。
她眼里，“不住校有优越感”“住宿的都是乡下的，还是很听话的”“在学校里混的女生，都是市里面蛮有钱的，打扮就看得出来”。
学校上移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分层。林婉莹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即便在一些小事上，也会感到恐惧，无依无靠。起初几次回家时，林婉莹不敢坐公交车去客运站，怕坐过站。“说了你不信，超大的十字路口，我和车一起过的，紧张得忘了走人行道。”
老师作了孩子成长中的“重要他人”。
初二那年，林婉莹的班主任换成了一位喜欢体罚学生的物理老师。这位老师曾在她不小心碰洒别人的牛奶、尴尬地笑了一下时，批评她“下作”。自此以后，讨厌他的林婉莹再也没听过物理课，初一那年刻苦追赶到班级第名的成绩，也在初二一下子掉到了多名。
发育的身体也困扰着这些没有父母陪伴的女寄宿生。比如林婉莹，因为胸部发育得比同龄女生更丰满，有一次在宿舍只穿了内衣时，一个室友说她“不知羞耻”“大胸难看”。
结果，班里人把这件事传开了，她感到难堪。那时她的男同桌还经常假装不小心去摸、碰她的身体。可在受委屈的时候，林婉莹还是很“怂”，不愿意向任何人求助，想办法自己解决。
她会做出反击。有一次，她抓住这个男生正在乱摸的手，抠掉他手上的冻疮伤口，让他流了不少血。但是，当不明真相的另一个同学问她为什么这样对他时，林婉莹回忆道，自己当时居然觉得自己做错了，还跑去医务室给他买创口贴。
当她说起这段经历的影响时，她提到，看男生，会觉得他们满脑子都是色情，不敢跟男生接触。在高中时，即使是班上公认的“小天使”班长，唯一不看色情片的男生，向她借过的东西，她都觉得很脏，直接送给班长，拒绝收回。
但是这件事，她没求助过父母、老师，也没人跟她讲起过任何关于两性关系的话题。
寄宿江湖
在林婉莹的记忆中，班上男生关系都不错，原因很简单，“老大已经确定了”。“老大”确定的过程有些戏剧化：初中的“混混”来找我们班后来的“老大”吃了个饭，被孩子们传开了，于是就确认了他没人敢惹的“老大”地位。
女生间，有着与男生的“棍棒江湖”不同的“言语江湖”。
与林婉莹同班的一个女孩，被传有很多男朋友，结果被班上的另一个女生拉了一群人连打带骂。“婊子”“被人睡过”就是他们为这个女孩贴上的标签。
据林婉莹说，同宿舍里最受欺负的就是家里穷、学习不好的同学。有一个经常在班上成绩倒数的女孩，父母不在家，奶奶拾废品养她，于是有的孩子会当面摆出嫌弃的表情，不愿意跟她做同桌。
如果说女生间的欺负是软性的，男生间则衍生出了更具帮派色彩的小团体。
在学者李涛的调研中，小团体“兄弟帮”就是在初一时成立的，目的是为对抗当时高年级学生的欺负。他们曾跟初二的“流氓会”、初三的“霸王团”因睡觉打呼噜、抢热水等原因打过群架。
“兄弟帮”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谁不够义气，就会被踢出QQ群，视为退帮。他们的“大计”比如，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学校外面去不拿回来了；故意打坏教室后门上的玻璃；把粉笔全部折断丢垃圾桶……这一切恶作剧的原因是班主任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李涛曾对一个乡学校问卷调查，高达％的学生在对“你对本校什么最不满意”一问题的回答时，写下了“摄像头”。
8个摄像头使这所寄宿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全景敞视状态之下。少年们会故意用行为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还有一种现象是，老师赞扬谁，谁就会感受到“舆论压力”。一次班上拔河比赛，林婉莹不小心受伤了。老师在班上表扬她为班级负伤。被表扬的林婉莹却在同学那里“被嘘了”。老师到宿舍时问她伤口怎样了，也被同寝室的人理解为“蛮装，故意出风头，拿这个赢得老师好感”。
在李涛的调研中，甚至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为了不被同学排斥，也不得不做一些轻微违纪的行为。就在学校刚刚强调不准用热水浇树之后没过几天，平时一贯乖巧的一个学生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公然将热水浇到树下。
当然，宿舍里有有温情时刻。有一次林婉莹被人骂的时候，她的一个朋友站出来阻止骂人的女孩， “不许你这样说她”“如果你这样说，我们也别做朋友了”。
事情的结果是林婉莹收到了骂人者的道歉。这个小插曲，也让这位挺身而出的“女汉子”成了班级里的“人气王”。
还有一次停电了，老师点上了蜡烛，大家围成一圈，跟老师争论起“大雨滂沱”的读音。一个平时很调皮的学生也跑过来，加入到了这个圈中。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气氛，好像家。”她说。
在很多教育专家眼里，寄宿幼儿园、低龄寄宿是政府用心用力很猛但方向是错误的。
在她眼里，正如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最好的寄宿学校也不能代替母亲。”
“孩子不是无知无觉、没有感情的土豆，可以随意集中，装筐装袋地归类存放。保障儿童和父母在一起，应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一切涉及儿童利益的社会问题都应在不影响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前提下去解决。”她指出。
特别愿望
寄宿让林婉莹不得不坚强，不怎么依赖家人，让她“觉得其实很多事我可以做到的”。“看不惯娇生惯养的人，”她想了想又补上一句，“可能是嫉妒吧。”
林婉莹多次向记者提起一个没实现的愿望：“我特别向往小说里面三两成群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的样子。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
这份遗憾永远定格在她无法重新来过的成长期。她希望自己能改变像穿山甲般“缩起来”的性格，更“自信一些，勇敢一些，体谅别人一些，像所有女孩子一样会撒娇。”
她对未来也有“坚定的打算”：就算结婚，也绝不离开家乡，因为父母只有她一个孩子；就算当了妈妈，无论如何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年9月9日中午，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羊场镇羊场小学三年级（2）班，韩佳佳（中）和周韩钰（右）在讨论作业。韩佳佳的今年9岁，父母在贵阳打工，一年回来两次，目前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周韩钰的父母也在贵阳打工，回来的次数相对多些，每个月都会回来，她带着妹妹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婷舒
最弱群体
宁夏灵武市教师性侵幼女事件的暴露极其偶然。一个女孩跟同伴拌嘴时说：“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我要告诉你妈妈。”
“幸运”的是，这段争吵被一旁的成人听到了。
绝大多数的痛苦和伤害没有那么剧烈，甚至是隐藏的。上海白领李雪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看了她手臂上分布的细小刀疤。她少年时代曾用自残这种方式发泄，直到读高三时才停止。
“那时候心里难受没地方发泄，又不敢或者不知道怎么反击，就只好怪自己。”她说。
她长期跟随外祖父母生活，最长的一次有4年没与父母见面。与很多留守家庭一样，承担隔代监管职责的外祖父母最多同时抚养9个孩子。那段生活，她认为在“物质上是满足的，但是心理上很孤单”。她几乎每天都对着日记本倾诉。
她偶尔与父母通电话，爸妈说得最多的是“好好学习”——“好像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事情可说了。”
“我们这种孩子就像大海中的孤舟，没有方向，任凭风吹雨打。”上大学后，李雪在主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一次演讲中总结。
她的梦想是，自己的孩子不要像自己那样，成长的路上那么孤独。她说，如果有了孩子，“一定要放身边”。
“小时候觉得没有人关心，是一种很恐怖的情感体验。甚至觉得世界很冷漠，没人爱我。”岁的艾琳记得，她读小学时，期末考试结束的当晚，客运站就会迎来高峰，因为很多小孩从那天起会被父母带去大城市过假期，她是其中之一。
她在祖父母家长大。小时候她尝试过自杀，用头撞墙，撞了多次后因为太疼没有继续；她试过离家出走，最终觉得自己没能力生存，又“灰溜溜”跑回家；她还常跑到同学家里一连几天不回，也不给祖父母打电话。
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广东老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她的祖父母家同时寄养着几个男孩。男孩的鞋带开了，祖父母会帮他们系好，但没人管她。同在一起吃饭，男孩吃肉吃面条，她只能喝白粥。她还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
几年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学者张旭东、赵霞、孙宏艳开展了一项面向留守儿童的调研。调查显示，%的女童在家经常干活，比男童高9个百分点。有%的留守女童要洗衣，有%要照顾弟妹，比留守男童分别高和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感到孤独的留守女童为%，不仅高出留守男童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个百分点。
张旭东认为，农村家庭中传统的角色期待和性别分工模式过早地传递给了儿童，女童早早开始操持家务，分担劳动负担。这给留守女童带来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
“重男轻女，在我们调查的所有村子都极其严重。”叶敬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没想到到今天还这么严重。”他的团队在国内不少地区调研过，从中明显看到，人们对未来所有的希望还是放在男嗣身上。
他说，留守女童则因性别的原因产生更多的劳动负担，甚至承担“逆向监护”的职责。一个家庭里的男孩可以进城跟父母在一起，女孩则留在家里，洗衣做饭，帮家里干活，甚至照顾家里的老人。
一位匿名用户在问答社区网站“知乎”上倾诉，自己7岁开始煮饭，人还没有灶台高，踩在板凳上踮着脚炒菜。早起煮饭喂猪洗碗后再去上学，中午回家煮饭，晚上割完猪草再煮饭，经常没有时间写作业。作为一个女孩，“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在家里生活”，多干活，少说话。
年2月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托管班中，三名女孩在相互扎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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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小冉 岁 回族 四年级 她的父母在水城打零工，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呆个两三天就走，平时除了帮岁的爷爷干农活外，还须照顾不会走路的弟弟。 梦想：想当老师，我努力。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摄
无助的青春期
对于父母，留守儿童表现出的情绪是复杂的。在回顾留守生涯时，知乎用户“王莫良”说，当老师教到母亲姓名里的字，自己会兴奋地告诉同桌。
岁的汪姗说，别人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自己完全没有这种特质。受留守生活影响，她不细致，也不贴心，不会表达，对人缺乏热情，不能很快与人熟络，总是给人冷漠的印象。
她6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年岁，已婚。父母仍在广东，打工。
父母们缺席了这些孩子太多“长大”的细节。李雪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因为缺乏大人关心，自己以前都是用洗衣粉洗头，直到邻居注意到，教给她要用洗发水。
年9月，“女童保护”基金志愿者向名留守女童发起过一次关于成长的问答，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些女孩的月经初潮体验，得到了一些让人“听到恐惧、无助、无知和痛苦”的回答。
一个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女童说，第一次来月经是小学五年级，吓得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想先拿点纸塞住，第二天再去买创可贴止血。另一位女孩则说，第一次来月经时，恰好遇上母亲回家探亲。“我和妈妈之间关系很差，我第一次发现来月经后，也不想告诉她。但我没有卫生巾，就只能偷偷用她的。”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每次用后她都用草木灰把卫生巾盖住。
艾琳告诉记者，当妈妈第一次跟她聊起月经的知识，她已经懂得很多了。“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她这么回答。
她认为，在情感支撑方面，朋友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家人的影响很小。甚至在性方面，都是从朋友等渠道了解的。
据孙宏艳、张旭东等学者的研究，到了初二，留守儿童会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重要程度超过了母亲。
对非留守儿童而言，排在第一位的倾诉对象是母亲，第二位是同学朋友，第三位是父亲。而留守儿童的第一位是同学朋友，第二位是母亲，第三位是自己。%的留守女童把同学朋友作为心里话主要倾诉人，比留守男童高个百分点。
孙宏艳访谈过一个眼睛受伤的留守女童。问她想不想治好眼睛，她回答说“不想”。原因是，如果不治好眼睛，爸爸妈妈就会定期陪她去医院，如果治好了，爸妈就不会回来了。问她知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她表示听说过，“留守儿童就是孤儿，就是爸爸妈妈不要了”。
抵抗性侵
叶敬忠的同事贺聪志副教授调研时，见过一个女孩。女孩说，母亲打工回来后，想和自己一起睡，自己怎么也不愿意，哪怕挨打也不愿意。
贺聪志原本是去拜访这个女孩的外祖母，意外发现其外孙女是曾遭到猥亵的留守女童，而家人并不知情。
她与老人聊天时，看到那位女大学生不时叹气，欲言又止。私下一问，得知她被村里一个比自己外祖父还年长的老光棍儿猥亵过。“村里可能有很多这些故事，但是你问不出来。”
女孩对她平静地讲了很多事情。插秧、种花生、照看孩子，讲到害怕水里有虫又不得不下水的时候，也是微笑着的。“她可能已经习惯了，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贺聪志说。
“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也指出，留守儿童多由老人看护，在儿童安全教育及基础性教育方面，家庭功能严重失效。即使自己的孩子遭到性侵，很多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让“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出离愤怒的是，湖南祁阳县梅溪镇一名岁的留守女童遭性侵后生下女婴，女童的父亲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给了孩子一个耳光。
走出循环
艾琳特别羡慕那些跟长辈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可以跟父母谈各种事情。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做到。
在长大成人以后，每当想起小时候的遭遇，她都会觉得难过，有时半夜都会哭醒。她说，父母后来眼界开阔了，重男轻女思想改变了一些，自己也更加体谅他们。但是，那种伤害是不会消失的。
留守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影响，还反映到了她恋爱中的表现。“爱的缺失导致我对初恋的关爱极其渴求”，她特别害怕失去恋人。“他对我一点点好，我都愿意容忍他所有的不好，不愿意离开他。”她说，感情结束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跟乏人爱护的留守经历关系很大。
关于未来的家庭安排，她也跟前男友有过冲突。他主张把孩子放在家里，让老人抚养，而她一定要把孩子放在身边，因为她知道那样的经历有多恐怖。
许多有过留守经历的女孩表示，自己在情感上最大的后遗症，是缺乏安全感。有人这么形容：“就像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这一辈子都会对食物有一种别样的情感。”
贺聪志说，今天的留守女童，结完婚如果没有公公婆婆帮忙看孩子，很容易成为留守妇女。她注意到，有的地方结婚讲究“小三件”——车子、房子、小老婆子，“小老婆子”即四五十岁的婆婆。有婆婆帮忙照看孩子，婚后就能出去打工，等到孩子长大了，自己可能就得回来帮忙带孙子，成为“小老婆子”，再大一些就是留守老人。这叫“留守的循环”。
叶敬忠在河南农村见到一位做了母亲的前留守儿童，留在村里看孩子——这是极少的个例。但他不确定她能坚持多久。“确实很多孩子会说，我才不会让我孩子这样”，但很多人最终的选择仍是外出打工。在他看来，那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现在，艾琳的期待是：“这种制造了留守儿童的经济模式最好能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经济模式，你也没法把孩子带到大城市去。这个才是原因。”
陆士桢认为，留守女童面临的种种困境，实际上不仅是对妇女发展的挑战，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家庭和下一代的成长。
国际组织儿童乐益会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曹越说，儿童保护机制的背后，是中国怎么看待她的儿童，怎么养育她的儿童。（部分受访者姓名为化名）
丽丽吃完晚饭后，一个人在炕上玩，她用纸叠了两个方包贴在眼前。爷爷把馒头切碎炒熟，就是一家人的晚饭，烧火用的是爷爷从山上砍来的柴禾。炕边的墙上，贴着乡村里流行的年画。刘飞越摄
消失的父母
开庭的日子定在年3月日。
赵兵伟最终也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一如此前缺席了女儿的人生。法庭观众席也几乎空着。在人口不到5万的黑石头镇，一个孩子被父亲撇在了家里，这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儿。
自从上世纪年代末有人走出大山开始，这个藏在云贵山区深处的小镇就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着劳动力。截止今年7月，根据镇政府的统计数字，镇上还有户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缺少父亲或者母亲。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很难弥补的。学校的教育是为了考试，一个人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的看法，都是由父母决定的。”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叶敬忠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年轻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会影响社会未来的稳定。”
可如今，向外流动的人潮冲散了稳定的家庭结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丧失立足之地。
与外出务工父母的短暂分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农村闪婚的风俗正在蔓延，离婚率也在不断攀升。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 离婚数量连续六年全国第一，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
在中国农村，赵兵伟的离家出走并非个例。在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记者曾发现名留守儿童中，有名儿童的母亲那一栏标注的是无联系、失联、离家出走未归等字样。而在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失去母亲的在校生人中，人的母亲逃婚或者改嫁了。
“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被经济大潮淹没”有媒体评论。 Flowers曾对记者说，这让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和复杂。
缺爱的绝望
卢佳雁的母亲曾被经济的大潮裹挟，不到岁就走出黑石头镇。从县里到市里，再到深圳北京，她干过服务生，也做过洗脚小妹。终于，赚到了梦想中的彩色电视机，和许多让人羡慕的物件。
年春节，岁的她被连连逼问何时结婚，干脆赌气发誓，这一年一定会把自己嫁出去的。安徽阜阳的小伙子赵兵伟就在这时出现在她面前。如今，她只记得那个男的“穿着风衣”，“笑起来很帅”。当年春节，两人在黑石头镇摆了几桌酒，算是结婚了。
谁也没想到，后来只是听说妻子生了个女孩，守在产房外的赵兵伟就表现得“不太高兴”。他拒绝探视,并从此消失。
赵兵伟离家之后，佳雁的母亲曾发了疯似得找了三天三夜。但是直到这时她才发现：自己除了两人打工所在地和家乡的名字，什么都不知道。对于外来务工者来说，这两个地名没有任何指向意义。
“农村婚恋状况的变化严重影响儿童家庭环境,”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指出，“孩子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在后来被称为“无妈乡”的湖南黄荆乡，孤独、内向、自卑、没有安全感，是这些“失母儿童”的共性。父母及监护人履责不到位也造成留守儿童意外的发生。
年，在名母亲出走的毕节市七星关区茨竹村的一幢三层小楼，发现了4兄妹农药中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对于4兄妹喝农药的悲剧，当地许多村民归结为是孩子严重缺乏父爱母爱的结果。
“爸爸妈妈要么都不在家，回家碰到一起就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孩子的姨奶奶潘玲曾经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这个家庭并不贫苦。村民说这栋修于年的楼房“大概花了十几万元”。第一批采访的记者进入时，在厨房发现了几条腊肉，还有一个房间的角落里堆着3麻袋玉米，“大概有来斤”。
但是，小洋楼里，几个孩子无人依靠。父亲打工整年不归，他们的母亲在此之前也已经一年没有见过4个孩子了。上一次回家，她只停留了一天就离开了。
“这些娃娃的心里话都跟哪个说呢？那么多话还没说，那么小，就走了，都走了……”潘玲说。
6岁的丹丹上学前班，今天生病了没有去上学，她的父母在丹丹一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目前在北京的一家饭店打工。父母年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丹丹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想他们的时候，丹丹就看看他们挂在墙上的结婚照。刘飞越摄
被动出走
大部分时候，卢佳雁都和外婆一起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爸爸出走没多久，妈妈也离开了家——赵兵伟的出走，意味着这个家的经济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她妈妈不得不出去打工。
卢佳雁和父母的分离只是全国情况的缩影。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闸口，从那时起，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一路扩大。到年，中国农村外出民工数量已超过亿人。
在叶敬忠看来，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是经济力量的一种无声强制”。“什么东西都要拿钱买，而且很多价格越来越高，使得农民必须有很多现金才能支撑生活。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开始超过城市，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首次降至3倍以下，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从年开始，农民工总量持续回落。但是，目前，这些隐藏在数据里的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持续了三十多年的人口流动大潮。卢佳雁的妈妈也被裹挟其中。
妈妈和卢佳雁的实际交流并不频繁。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和女儿通电话。间隔有时一个月，有时是两三个月。
“近四十年来，以经济快速发展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最弱小社会群体的儿童，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陆士桢说。
狼狈的政府和学校
卢佳雁父亲母亲缺失的那段时间，生活中的许多空白都是靠学校陈老师填充。在教室之外，禄钰佳每月至少会见到一次陈老师。为了填补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空缺，黑石头镇要求对每名留守儿童确立1名镇机关干部、1名教师和1名村干部进行帮扶和联系，要进行“一月一走访一辅导”。
继《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今年2月发布之后，截至月底，已有个省份出台实施意见，这些意见大多要求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发挥作用。
年，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和中国关工委５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包括科学规划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等等。
很多留守儿童有“恋师”的现象，可许多老师很快就调走了。“年轻的老师在乡村里看不到前途，而且留守儿童给了老师额外的工作，但是待遇没有提高。”
“有时候我都在想我们的本职工作，究竟是教书，还是照顾留守儿童？” 毕节市一名小学教师张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山里各户相距遥远，他有时候整整两天都在山道上度过。他正带着毕业班，教学任务繁重，能牺牲的只有私人生活。
在毕节市素朴镇，总共有名留守儿童，名镇干部和名村干部，平均下来每人要负责名留守儿童。镇长在去一户留守儿童家家访的途中接到孩子的电话，不得不连连保证“爸爸今天一定回去，晚上晚点回去”。
但这仍无法阻止留守儿童的极端事件连续发生。
有媒体报道，毕节市黔西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曾接到村民电话称“我要出去打工了，你们把我娃娃看好”。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也有家长说“你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
“很多地方把父母外出的孩子单独养了起来，政府做多了家长就会退却。政府应该提供条件，提供帮扶措施，保障家长依法履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主任科员林依帆说。
艰难诉讼
起诉卢佳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第一步就是将法院传票送到消失已久的赵兵伟手中。
为此，黑石头镇民事法庭的法官老章和两个同事轮流开了三天车才到达赵兵伟的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赵家的铁门上锁，锁孔已经有锈了。透过铁门，老章看见一颗大石榴树，似乎已经枯死了，叶子掉落一地，没人打扫。
村头的早点摊主告诉他们：姓赵的那家全家都出去打工了。后来，盖着公章的法院传票，被牢牢粘在了铁门上。
在诉讼中，这还不是老章面临的全部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一般法定代理人，都由父母担任。在老章看来，当“留守儿童”需要起诉父母履行义务时，事情变得麻烦了。因为被告席上和原告席上很可能是同样两个人。后来，在实际起诉中，黑石镇的法律服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作为卢佳雁的代理人，出现在法庭原告席上。
“就是为了实验这条路是不是走得通。”老章说，他将这次诉讼看作一个试验，如果法律追责行得通，那么受益的不只是卢佳雁一个孩子。
不止老章一个人把法律诉讼看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出路。在免费午餐基金会副秘书长，执业律师胡益华也曾呼吁“不履行监护权，本就应该入刑的。”
他提出在法律上增设危害儿童安全罪。“道德是靠不住的，这是人性的本质，所以要法律”。
其实，相关的法律措施在国际上已经有先例。在美国，岁以下幼儿独处，监护人将被以危害儿童安全罪起诉。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详细规定了不同年龄段儿童可以独处的时间。
文明标尺
在毕节市威宁县黑石头镇的民事法庭的国徽下，法官宣判赵兵伟应一次性支付卢佳雁抚养费元。而原告则需要支付案件受理的费用，一共元。
赵兵伟始终没有联系上。老申请了民事案件的法院强制执行。作为被申请执行人，赵兵伟在“执行通知履行义务”，即交付抚养费前，身份证号下的财产会被冻结，也无法顺利购买高铁票。
在当地政府的劝说下，卢佳雁的妈妈终于回到了县里，离孩子近一点儿。一份报告显示，黑石头镇政府“劝返”了户外出务工人员，并为其中的人找到了近处的工作。
但是，不是所有留守儿童都可以如此“幸运”。卢佳雁的妈妈回归家庭后，黑石头镇的另一户农家里，留守的姐弟也终于和母亲团聚，但母亲也表示，随着孩子长大，学费和生活费的支出都在增加，她不得不在这个春节后就返城。
为了留住那些留守儿童的父母，毕节在七星关区建设了一个工业园区，但是这片厂房整齐的园区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对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技术工人，位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厂商无法开出能与沿海城市厂家比肩的诱人价码。而市内大量文化程度低、技术水平低的工人，厂商又不需要。
后来，正是在这个区，留守四兄妹深夜服农药身亡。
“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我们都说少年强，祖国强，这一代留守儿童从小没有感受到别人的关爱，也不知道怎么给予别人关爱，我们谈何国家的未来和祖国的希望？”林依帆说。
（为保护被采访对象，文中卢佳雁、张平为化名）
视频部分素材来自蒋能杰纪录片《村小的孩子》。